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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产习俗

连舸海茶之路的武夷茶

发布时间:2015-10-26 11:20:40    来源:闽北日报    作者:佚名    浏览量:315

  崇阳溪畔的清代茶市赤石渡口

  在“哥德堡号”打捞出来的茶叶

  武夷山星村桐木关是正山小种发源地

  追溯海上茶叶之路的历史,与武夷山密切相关的是: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开武夷茶对外贸易之先河。1607年,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到澳门贩运茶叶,并于1610年运达欧洲,成为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。17世纪,荷兰占据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霸主地位。《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》一书写道:“在17世纪时,已经开始制作红茶,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,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桐木关的红茶,当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,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。”1640年,“正山小种红茶首次由荷兰人运往英国。”(《清代通史》卷二)。

  自17世纪,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,让居于闽北一隅的武夷茶,从此有机会进入欧美市场。1784年,“中国皇后号”远洋货轮,从美国纽约出发,取道好望角,到达广州,首次采购了中国商品,而这些商品中,茶叶受到了美国商人的青睐。此后美国商船频频来华,茶叶也成为他们购买的主要商品。除此之外,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典、丹麦等国也有船队来华进行茶叶贸易。商品交易,文化融汇,大大促进了海上茶叶之路向世界各国的拓展延伸。

  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,除了北接晋商开辟的穿越中蒙俄三国、长达一万三千公里的陆上茶叶之路外,还连接着自清朝口岸开放以来的海上茶叶之路。当然,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“下府帮”。“下府帮”实际上指的就是闽南泉州一带的茶商,他们很早就开始深入武夷山采购岩茶。享有“东方文化之都”的泉州,也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。《宋会要辑稿》中记载:“国家置市舶司于泉、广,招徕岛夷,阜通货贿,彼之所阙者,丝、瓷、茗、醴之属,皆所愿得。”至南宋,泉州地区生产的茶叶与瓷器、丝绸、酒等,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。最让世界瞩目的是明代郑和下西洋,不仅开辟了海上更加广阔的丝绸之路,还把东方文化带到了西方。福建的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发端。据《武夷山志·卷七》所载:“明永乐年间,郑和七下西洋,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,打开茶叶之门,外销从此开始。”武夷茶,由此跻身海上茶叶之路,与欧洲各贸易国的茶船,连舸远航。

  与泉州一样,福州也是福建沿海海上茶叶之路的重要城市。1844年,《中美五口通商章程》正式签订,福州通商后,山西茶商遂衰,而下府(指闽南泉州一带)、广(广州)、潮(潮州)三帮继之而起。福州港于1853年对外开埠。《崇安县新志·物产篇》记载:“一水可通,运费节省,故武夷茶之利,较从前不啻倍蓰。”在这有利的条件下,闽北产茶区的茶货发往福州,行船崇阳溪顺流而下,并可直达闽江口。

  赤石是崇阳溪上重要的码头,逐渐成为武夷茶运销外港的集散地。《崇安县文史资料》记载:清末,赤石茶市老店还留六十余家,其中出名的老字号有集泉、奇苑、泉苑、芳茂、元美、泰丰、文圃、泉顺、泉发、福美等茶庄。在赤石茶市古街上,现在还保留着清末茶商的“水陆平安”、“合庄顺遂”、“开秤大吉”等标语,证实了赤石茶市的繁荣景象。到了1856年,福州出口的茶叶总量超过了广州,此时武夷山茶产区的乌龙茶,就从赤石茶市水运,沿闽江而下,直达福州。

  1757年,清朝为了控制对外贸易,将对英、法、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限定于广州口岸,不允许宁波、厦门等口岸与这些国家贸易。1689年,荷兰战败后,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,收购武夷红茶,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。因此,正山小种红茶风靡欧洲。从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英文名字“boheatea”(武夷茶)及后来升格为“chinablacktea”(中国红茶)中,至今还保留了历史的记忆。

  《崇安县新志》载:“1666年,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,1680年,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,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,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。”“是时(清中后期)海禁初弛,外商云集粤东,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。”清代学者徐经在《雅歌堂文集·上制府议禁种茶书》记述道:“招粤人聚于星村,通洋之市遂以武夷茶主之。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,于是有山无不种茶。”广东茶商来闽北采购武夷茶的星村,就是武夷山的重要茶叶产区,也是正山小种红茶发源地。当代学者徐晓望在《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》中写到:“在五口通商之前,武夷茶已经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最大宗的商品,每年为中国带来1000多万银元的贸易值。”、“福建山区因为武夷茶的输出繁荣起来,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输出的商品中,武夷茶的输出值达1000多万银两,占英国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一半以上。”

  “哥德堡号”建于1738年,1745年9月12日,在距瑞典港口不足一公里处,触礁沉没。《广州十三行》一书中说,“哥德堡号”船上有“红绿茶共2183箱,另有100件半箱装、6件小箱装、23件篮装、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。”在打捞出来的沉船调查中,发现了茶叶是“哥德堡号”主要的商品货物。从“哥德堡号”沉船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,查阅出装运茶叶的情况:计有2677箱茶叶,相当于366吨;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,还有19箱1180卷丝绸,总重量约达100吨…,可以看出,仅茶叶就占其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。

  拉动闽北产茶区对外贸易的,一是世界各地对华茶的需求,二是经营茶叶的利润十分诱人。清代赵翼在他所著的《蕶曝杂记》中就说:“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,其番舶来,所需中国之物,亦惟茶是急,满船载归。”

  在海上茶叶之路崛起的闽北茶商中,武夷山下梅邹氏茶商是对外贸易中崛起的首富之一。《崇安县新志》载:“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。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。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至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,造民宅七十余栋,所居成市。”《南丰茶溪邹氏家谱》中记载:“走粤东,通洋艘,闽茶赖以大行。”下梅邹氏茶商通过广州口岸,进入了对外贸易的主渠道。

 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拉动下,武夷茶对外贸易量很大。武夷茶在海上茶叶之路贸易过程中,实际上也是跌宕起伏。17世纪末,武夷茶出口量约为3万磅(225担),到18世纪的后50年,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18.35万担;19世纪中叶,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,最高达到30万担。但到了19世纪末,武夷红茶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局面。1941年,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0.05万公斤。之后的数十年里,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,基本中断。

  如今,万里茶路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,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推动战略,为万里茶路起点的武夷山提供了优先发展的契机。武夷山应当借助当年茶船连舸闽江的贸易历史优势,坚定复兴海上茶叶之路的宏伟目标,把武夷山茶叶对外贸易对接到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中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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